李尚点点头,说:“听说,还有人是直接裸辞,所有一切完全都不要了的。”
王建浦望向窗外,不响了。外面机关大院内,满目葱绿,生机勃勃。
实际上,因为时代造就的下海潮,现在机关干部停薪留职,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现象。
90年代初,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关键时期,关于“姓资还是姓社”的讨论进入白热化,要不要继续搞市场经济争论不休。
今年1月,一趟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。尽管这是一趟“私人之行”,但随后伴随老人家南巡的一系列南方谈话,如一声春雷炸响整个中国大地。
“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,敢于试验,看准了的,就大胆地试,大胆地闯。”随着老人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,由此结束了“姓资姓社”的争论。
这场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,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,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。
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,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:很显然,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。这时候,需要的就是行动,行动,再行动。
这一年,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,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的热潮。
5月份,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布了《股份公司暂行条例》和《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》。这两个文件被视为公司法和合同法的前身,为现代企业,也就是股份制公司的降临开出了“准生证”。
这两份当时来说最具时代意义的法律文件,正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,对于当时想要下海的“弄潮儿”来说,可谓是雪中送炭,建立股份公司真正合法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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